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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課心情好，不外乎課程有趣、老師教學活潑，但輔助的工具也甚重要，每當下課時，看見老師在開啟電腦、擺設投影機，那種面對上課鐘聲即將敲響的沉重感瞬間不翼而飛，滿心期待下一節課程的展開！可能是課本文字看膩又隨手可得，所以學生對於照本宣科極度排斥，而老師通常都使用黑板上課，深綠色底白色粉筆字，是看得很清楚，但學生必須的動作，抬頭、低頭、抬頭、低頭，重複久了，也會心生厭煩。

為何年輕人沒有閱讀習慣？

事實是，現在的年輕人沒有閱讀習慣，最重要的原因，是他們的父母師長，也就是成長中並沒有網路、電玩、教改的上一代與上上一代年輕人，也沒有閱讀習慣。之所以會冒出「 PowerPoint 閱讀者」這個新族群，原因並不是有了 PowerPoint ，而是很多人老早就懶得讀整本書。

其實，閱讀做為一種生活方式，是最需要歷史滋養的。芬蘭、瑞典之所以閱讀風氣醇厚，歷史條件是一大因素。早在一六八六年，瑞典的路德教會就頒布法律「男女貴賤皆需識字」。芬蘭當時是瑞典王國的一部分。兩國既然掃除文盲最早，閱讀的根就扎得特別牢固，像鄭板橋筆下的石竹，「千磨萬擊還堅勁，任爾東西南北風」。不止在上世紀經得起收音機、電視的千磨，如今也較能承受網路的萬擊。難怪在人均購書、人均閱讀時間等國際評比，兩國常名列前茅。

巴西則是反例。遲至一九九○年代，政府才認真推動義務教育。這時收音機、電視都已經普及幾十年，人民就算識字，恐怕也不會想讀書。以是之故，巴西才會在二○○六年被《經濟學人》封為「不閱讀之國」（a Nation of Non-Readers）。

至於台灣，閱讀的歷史條件卻不能只看識字率進程與電子文化普及的交叉點。別國的書香世家常有積累三代以上的藏書，台灣卻絕少，逛二手書店就可以發現這一點：在東京、倫敦、紐約，甚至發生過文革的北京，二手書店中往往不難買到二戰前出版的書籍，台灣卻很難。何故？

詹宏志在《人生一瞬》中就寫到，他曾問父親，「你讀了那麼多書，為什麼家裡一本書都沒有？」父親答，「二二八事件後，到處在抓讀書的人，那些日文書都丟到古井裡去了。」打擊閱讀的並不只有政治肅殺。終戰時的讀書階層讀的是日文書，戰後全面去日本化，不只代表買書、增加藏書對他們來說變得困難無比，整個世代也不可能藉著親子共讀，把閱讀的薪火傳給下一代，原因是語言隔閡。至於隨國府來台的新移民也好不到哪裡。就算中國老家是汗牛充棟，戰亂中倉皇逃難，能帶出來幾本？

可以說，在台灣，不分族群的讀書階層在終戰時都歷經一次「藏書歸零」的大斷裂。台灣不只不像芬蘭、瑞典，在閱讀的發展上「贏在起跑點」，還在起跑之後重重摔一跤。上一代與上上一代的台灣年輕人之所以不愛閱讀，這個大斷裂、大摔跤其實是一大因素。

既然上一代年輕人的課外閱讀只局限在租書店中的古龍、金庸、瓊瑤，這一代年輕人的閱讀習慣會經不起網路、電玩、補習的千磨萬擊，就太合理了。

肯‧羅賓森爵士「教育扼殺創意？」演講

「這故事說明了小孩願意冒險，他們不怕犯錯，當然我不是說犯錯等於有創意，但是我們知道，如果你不準備犯錯，就永遠無法發揮獨創性」

「當然我喜歡大學教授，但我們不應將當教授是為人類成就的最高指標，那只是眾多人生形式中的一種，就是另一種不同的人生形式罷了，......教授們怪的地方是，只活在自己的腦子裡，而且還是活在偏向某一邊的大腦了，他們就像是脫離肉身般活著，他們是自己的身體為只是負責運送腦袋的」

「我們確知智力包括以下三點：第一是多樣性，我們是以各種不同經驗來思考這個世界，......第二智力應該是充滿活力，......事實上我對創意的定義是，有價值的原創性想法，必是在各領域不同意見的交互激盪下產生，......關於智力的第三件事是與眾不同」